“互联网络”一词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评为中国十大流行词汇之一，但网络在中国的命运并未脱出一句“改编歌词”的调侃：“网上的世界很精彩，网上的世界很无奈”。目前我国网络发展奇快但基数太小，起点过低，至今上网者不过60多万，仍在“零公里”的起步阶段徘徊，停留于技术层面者居多，对于中国社会主流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
1997年末我国终于酝酿并“分泌”出一套由瀛海威公司创议、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套七本的“网络文化丛书”，由此一举推出了一套中国本土化的“网络文化观念”雏形。她用一种思维新变革把许多“人类旧有的基本假设都扔到了爪哇国”，使现有的一系列常规看法乃至“活法”受到多方面的冲击，并有望成为“新一代”社会成长因素的代言者。很耐人琢磨的是，这套书又恰恰出自技术外行的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学者而非计算机技术界行内人士之手。其中的几本对互联网络理解和阐释在悟性深度、思想功底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了电脑业与电脑传媒界多年来“技术观念陷阱”的框子，其内容也决非市面常见的“网络技巧”等，而是他们在网上世界这片广袤的“新大陆”徜徉过程中，所引发的对中国人面临的生存问题的反思、阐释、困惑和奇思怪想，是“网络新大陆”上的种种新格言警句，是网上社会的故事、“传说”和生命话题。
在互联网络应用技术在中国推行了大约两年之后，在艰难的磨合与误导之后，在网络文化的冲击波一天天席卷北美、继而覆盖全球之后，她终于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陆上登陆了。
一种观念如果不推翻和动摇旧有的东西，就不能成其为“新”。网络作为信息社会的尖端代表突然推翻了工业社会行之有效的诸多法则，使我们中国人在还没有补完工业发展的基础课、还来不及形成必要的“经济良性循环”之时，就又猛然遭遇到新文明所带来的新境遇。
王小东在丛书的七位作者中可能是“危机论”的典型代表，更像是网络文化时代的“警世钟”。他以相当广阔的视野描绘了由于信息时代冲击而形成的多种“21世纪断层线”，指出人类有可能分化为由“智慧认知精英”组成的人际小网和由普通大众组成的社会大网那么一种“分隔的”状况，有可能在相对落后的普通人人海中出现一个个“高科技群岛”那样的带有贫富隔绝性的社会结构图貌。而中国，既“没有从工业落后中完全恢复过来，现在也不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前端”，在世界格局中的前景依然严峻。按其解释，这并不是出于高下尊卑的“势利之心”，也不是个人的价值好恶，而是根据信息时代必不可免的走势对可能发生的未来轮廓的客观描绘。
《21世纪网络生存术》作者姜奇平则是乐观的危机论者，在他身上更少社会负面效果所带来的思维负担，似乎认为在网络文明的冲击下，根本的问题只是个“换脑筋”的问题。所以他更热衷于发布网络观念的种种“宣言”，用众多的事例告诉人们，网络革命最大的神奇就在于说“不”，对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说“不”，对工业经济的基本假设说“不”，对你已成惯性的旧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说“不”，否则信息时代将对你说“不”，你将因此成为不能适应技术断层期时代变化的“落伍者”。他说：老被各种“偶然性”闹得一筹莫展，你就再也不能靠旧有观念过活，也再不能仅仅指责“偶然性”了。这也使人想起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所说：在“出身”、“勤奋”、“智商”和“选择”中，似乎最不重要的“选择”一项对于成功来说反而可能是第一位的。
郭良则认为，网络文化观首先“推翻”的是网络认识上盛行的“纯技术观念”，因为网络与电脑主要不是用来计算的，而是用于人类交流的，用于社会讯息沟通的。网络，它首先是人文社会的东西，而不是纯技术的东西。为什么互联网创始人利克莱德是个心理学者而非技术专家？克拉克也说：网络并不是把机器（电脑）与机器、而是把人与人（以及把社会与社会）连结在一起。早在40年代就有人逼真地设想了今天存在的传真机、电脑甚至统治了网络的超文本文件，但是如果互联网有一天真的出了问题，它一定不会是技术的而是人文社会方面的，一定是我们在社会预见力上的远见不够所致。———由此可见，中国电脑网络业在技术上自我服务、自我封闭循环的现象的确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吴伯凡也说：“中国的电脑技术人员太热衷于做‘内行’了，太热衷于‘主流文化’了”。因而“网络文化”的崭露头角及日后风行恰恰不能由技术业界完成，也不是什么遗憾，这是缘于某些深刻的规律。
 |
